论夏丏尊作为白马湖散文代表的创作精神与艺术诉求

傅红英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摘 要：夏丏尊作为白马湖散文的代表，其散文显出独特的创作精神与艺术诉求。其散文创作的显著特点是：注重自我人格建构，坚持平民立场写作，体现平淡平实的艺术风格，追求儒佛融通的心灵感应与体验等。这不但体现了鲜明的白马湖散文精神，由此也显示出其散文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夏丏尊；白马湖散文代表；精神特质；艺术诉求

   从“五四”走出的一代散文家中，夏丏尊也算得是成就卓著的一位，其以素淡的文笔和平实风格著称的散文创作，历来获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好评。“铸就了白马湖风骨”的散文得到很高评价，而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则被尊之为“白马湖散文的正宗之作”，树立了“白话记述文的模范”。“白马湖”作家群以散文创作著称，其中有被称为“白马湖四友”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还有长期与白马湖结缘的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都是新文学大家，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中以散文为主，有几位甚至是纯粹的散文家，驰名文学史，因此，白马湖作家群对于建构现代中国散文的意义就不可小觑。在这个群体中，夏丏尊是最具代表性的“白马湖”散文家。他不但主持这个群体所在地浙东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校务，长期居留白马湖，本于其独特的人格力量，将“白马湖”同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堪称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更重要的是，其创作独操散文一体，且以其对散文精神与艺术的独特体悟与认知，创作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白马湖”散文，对这个散文群体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侧重从夏丏尊作为白马湖散文代表的视角论其散文创作精神与艺术诉求，旨在对其的研究有所深化，并由此透视出白马湖散文的基本特色。

一、注重“自己省察”的自我人格建构

   “白马湖”作家的艺术信条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将自身人格修养置于艺术创作之上，创作中渗透着作家自我人格的建构，这是白马湖作家遵循的原则，这一点也素来为文化界人士所称道。在这个群体中，夏丏尊作为“忠厚长者”，德高望重，其人格力量最得人们敬重。他温厚善良，被读者尊为“爱的使者”。他总是悲天悯人，对于那些“‘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尤其如此，朋友对他的人品多有赞美，足可看出他的人格魅力，由此也可以透视出其散文独具的精神价值。

   关于自我人格的完善，夏丏尊认为首要的是要注重“自己省察”。这是因为“自己省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里所说的“自己省察”，便是要求树立一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这既是对文艺创作认识途径的理解，也体现了作家重视认识自我、严于律己，从中显现出对于建构自我人格重要性的认知。

   自己省察，重要的是要有对于自我心境、自我弱点的解剖，把自己的心胸袒露在读者面前，这最能见出作家的自我人格。夏丏尊的散文《怯弱者》，便是一篇情真意切解剖自我的妙文。文章叙述自己天生是一个“弱者”，连看到杀鸡都害怕，更不忍闻“附近屠场里猪的惨叫”，这把一个生性“怯弱”的“文人”特质表露无遗。于是其在文中慨叹：“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显露出他陷入矛盾、痛苦的心态中。因为有“对苦难的敏感”，而知识“文人”又无力面对，就不免使他有了种种的忧愁苦闷。就如丰子恺先生所说的：“凡是认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对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其散文就常常表达这样一种忧愁情怀。如《闻歌有感》，写自己听到妻女唱的歌谣，就联想到祖母、母亲、妻女以及所有一切女性的“苦”，为她们伤感、鸣不平，并希望女性能自觉、振拔，实现自己的价值。《无奈》由一位朋友写的一副对联：“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联想到所有教书先生的“苦”，痛切陈述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致文学青年》《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写学生不能求学，求师不便、就业困难等等，这一些都让他感受到难以言说的忧愁。这正展示了作家的坦荡胸襟，虽其自述为“弱者”，但在与别的“弱者”的心灵沟通中，恰恰显现出他人格的高尚。

   在痛苦心境陈述中，也透出夏丏尊人格精神的另一面：逆境中奋力苦斗的精神。尽管他自命为“怯弱者”，可是他明白对于现世的苦难，不应该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而是应努力地将“客观的无奈”转化为积极的主观的斗争。“在现制度下，教师生活真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但是“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替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无奈》)对于人生中难以言说的烦恼与忧愁，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宗教的起因，也许就为了人类有这种寂寞的缘故。我现在尚不信宗教，我只想把这寂寞当作自爱自奋的出发点。反正人是要靠自己的，乐得独来独往地干一生。”(《送殡的归途》)这里显现的便是夏丏尊面对苦难人生不会轻易认命的“斗士”姿态，其最可取的就是“自爱自奋”的人生态度。他把终生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视为“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为此勉力奋斗，不失为一个悲壮的执着的坚持事理不二的寂寞的勇士；将此种精神灌注在散文创作中，便使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得以强烈凸显。

   白马湖散文注重实践与建构现代人格理想，并以此作为散文的精神支柱。“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生活的准确标志。”人格力量的透视，既是夏丏尊“内生活”的真切诉求，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真切体验，包括他对文学人格感染功能的认知。夏丏尊注重文学的力量，认为“文学并非全没有教训，但是文学所含的教训乃系诉之于情感”，文学是有感化力的(《文学的力量》)。基于如此理念，他写下了《致文学青年》《春晖的使命》《早老者的忏悔》等散文，对于“彷徨于歧路”的年轻人循循善诱，用人格的力量感化他们，被尊为“妈妈的教育”。夏丏尊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谈到，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了情爱，就变得空虚，这也是作家自身人格的投影。总之，秉持严格的自我反省，真诚的情感倾向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向人们展示了理想的人格范式，这是夏丏尊散文独到的精神价值所在。

二、坚持心系“平凡民众”的平民立场写作

   坚持平民立场写作，曾是“五四”作家的重要文学诉求，这在以普通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白马湖作家群中表现尤甚。这些作家，大多没有显赫的身世、地位，只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与普通平民有更多的精神联系，创作中，他们把目光投向普通的世间男女，写出他们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从而大大拓展与深化了文学的平民性蕴含。

   夏丏尊持守平民立场，既基于其普通“文化人”的角色定位，也源于他独特的人格操守。他对社会世态感触很深，对现实很是看透，无意仕进，淡泊名利，乃至远离官场，对官场的朋友也刻意回避。他曾在门前贴一幅对联：“青山当户，白眼看人”，表示了不与世俗官僚为伍的决绝态度。与此相对照，他对于“平凡的民众”似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认为“高山不如平地大。“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正是他趋近平民的心灵写照。对“平的东西”的偏好，甚至形成他一种驱之不去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将在白马湖畔建的小平房命名为“平屋”，还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名为“平屋杂文”，这些多少都含有追求平民平凡平实平淡之意。

   夏丏尊曾说：“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这是其一种艺术主张，同时也是他创作的夫子自道。由于坚持平民立场的写作，作家与人类中的普通人乃至弱势群体精神沟通，故而其散文多写下层人民生活，或为劳动者而歌，或替受难者鸣不平，给人以极大的精神冲击力量，作品也必为平民大众所认识，所爱戴。夏丏尊的散文创作有些是围绕身边的人物和生活琐事展开，但依然寄托着他对广大平民阶层的关注。《猫》流露出兄妹、姑嫂、姑侄间的浓浓亲情，蕴有感人至深的普通人真挚情感，给人真善美的启迪和人格感化的效应。《学斋随想录》情系大众百姓，为他们的贫困生活而忧愁，对社会不平现象，表现了强烈的愤慨。《春的欢悦与感伤》写春天来临，并没有感受到春的欢悦，反而是感伤多于欢悦。“局促在都市中的人，是难得见到春日的景物的”，而“乡村的凋敝我是知道的”，春日美景也与乡人无干。那么，“春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杨柳梢头’，又有人说‘在油菜花间’，也许是的吧？至于我们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找得到的。”这里表达的不是骚人墨客之情，而是最普通的平民情怀。至于写劳动者和苦难者的作品，如讴歌人力车夫的《黄包车礼赞》，为遭遇不公的中学生鸣不平的《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等，从题材内容、表达风格都显示出了作家本真朴实的平民精神。

   对平民阶层的理解与沟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夏丏尊对下层知识者，即知识分子中的“平民阶层”的认识与表现。在《知识阶级的运命》一文中，他对所谓的“知识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知识阶级“上层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而现在中国又以下层知识分子居多，这一“阶级的状况真实惨淡，实业的不发达，政治的不安定，结果各业凋敝，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附随各业靠月薪过活的知识阶级。无职的求职难，未结婚的求婚难，有子女的教育经费难，替子女谋职业难，难啊难啊，难矣哉，知识阶级的人们!”在这里，夏丏尊为下层“知识阶级”鸣不平，为他们遭遇的种种厄运发出无穷的感慨，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对下层知识者命运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平民关怀”，而且因其与作者的心灵相通，体现了作家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就表现得更为真切、生动。例如《无奈》写到的“家贫无奈作先生”，便是上述“知识阶级”种种艰难的具体写照。还有表现“求职难”，《命相家》中写到一位中学教师失去了职位，不得已沦落为江湖“命相家”，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他们的遭遇令作者忧虑，“知识阶级”的“运命”更让他担忧，作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真意切的平民情怀。夏丏尊的许多散文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表现了对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怀，对于青年学生的求职、学业、前途等问题，都给予了悉心的关心和指导。这是他对另一个也属平民阶层的知识群体的关注。因为有感于这个群体十分庞大，他奋力主办《中学生》杂志，使之成为其与青年学生心灵沟通的一个平台。因了这个杂志，作家成了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其在中国教育史、文学史上都留下了精彩篇章。

三、平淡平实、“清澈通明”的艺术风格呈现

   在艺术表达层面，夏丏尊散文体现了显著的平淡平实、“清澈通明”的艺术风格。台湾作家杨牧概括“白马湖风格”，是“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颇有道理；他据此认为夏丏尊是“白马湖风格派”的领袖，也并非过誉之词。

   对夏丏尊散文的这一风格，郑振铎先生早有论述：“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这是就作家的质朴人格论其创作。“风格即人”，夏丏尊甘于平淡的品格，渗透在散文创作中，必使其行文自然，毫不做作，语言朴实，不事雕饰，造就散文质朴无华、清淡隽永的特点；他又提倡人生艺术化，把散文写得如同生活一样本真、透明，便形成了清新素淡、清澈通明的文体风格。

   夏丏尊认为：“文学的力量的来源”，得之于“作者方面来的，便是由于作者的敏感”，只有观察力的敏感，方“能于平凡之中发现不平凡，于部分之中见到全体”。其散文平实而又“不平凡”，就来自于作家对事物的敏感观察，善于撷取生活片断，捕捉平凡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创作出含义深刻、意味隽永的作品来。他重视抒写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表现那些零碎的人生片段，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钢铁假山》是最好的例证。“八一三”被日机轰炸后的上海，弹片“触目皆是”，人们对侵略者充满仇恨，但对小小的弹片也许不大会引起注意。作者别出心裁将“废墟上捡来的弹片”做成一座“钢铁假山”摆在案头，作警示之用，以此时时记得侵略者的暴行。作品撷取了这个颇有意义的“零碎人生片段”，只用平实的笔墨对其作白描式描写，几乎不发什么议论，就使表达的意义凸显，还寄托着作者的深层寓意。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小见大，立意新颖，作品也就有了感人的力量。

   最能体现白马湖散文风格的，当属他抒写白马湖山水的篇章。白马湖背山而存，朴素自然的乡村景象，有着“清静的热闹”。被称为是“白马湖风格”代表之作的《白马湖之冬》，正是为人们传诵的散文名篇。此文写于1933年，作者已经迁居上海多年，但依然葆有对故土的忆念。作品选取的白马湖冬日的场景，用写意笔法，写自己对白马湖边冬的情味的领略，通篇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撩人遐思的白马湖情愫。文章曲尽其妙，写出浓浓的冬味和诗趣。

   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中，对日常生活作艺术观照，将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便实现了夏丏尊所说的“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当然，“人生艺术化”是要求得人生与艺术的融合与谐调，大自然的“恩宠”切不可冲淡了对人生的追求。夏丏尊的《长闲》，表达了既要“享受自然的乐趣”，又不可“做了自然的奴隶”的独到情趣与体验，颇值得玩味。闲适的白马湖乡居生活，充满情趣，令人陶醉，抬头可见满山的红杜鹃，湖上送来低而疏的蛙声，全身心沉浸在这气氛中，便可“陶醉得无法自拔”。由于“身安逸而心忙乱”，写作计划落了空，这使他猛然惊醒，有了“勇猛精进”的姿态，“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不觉脱口而出。这可以说是“人生派”作家常有的心理体验，其对于艺术与人生的理解，对于自我心灵的观照，可谓是最清澈通明、朴实无华的。

四、追求儒佛融通的心灵感应与体验

   论及白马湖作家的创作，不能不提到儒佛融通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创作的浸染。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文人群体，“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标记，这就是大多数作家体现出儒学的“入世”精神，又同宗教有密切联系，儒佛融通的心灵体验也成为其创作的重要艺术构成。

   夏丏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渗透在其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活动中。“五四”前后，作为刚刚从传统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白马湖作家“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过，必然会对儒家思想作有选择的吸收。儒家的“修身”观，对夏丏尊的自我人格建构无疑有重要作用，儒教中信奉仁爱、注重修身等品性已内化在其人格规范和行为实践中，于是就有其坚守节操至真至情的人格表现，在混乱的“浊世”中独善其身，并力求通过自己的人格去感化学生，感染读者。他执着于文化教育工作，希冀以此实行对社会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创作中坚守“文学为人生”的信条，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精神的影响。夏丏尊对世事的关注、忧虑，写下大量忧国忧民之作，便是集中显示了深受儒家文化思想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上文提到的注重人格建构、显示平民关怀的诸多力作，大都体现了这样的文化精神。他在《彻底》一文中表示：“向精神主义走固好，向物质主义走也好，彻底走去，无论向那条路都可以到得彼岸。否则总是个进退维谷的局面。”表露了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彻底”精神，显出他的积极人生观。由此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位纯为解脱个人困惑而寻求自身价值的作家，而是试图通过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终实现现世关怀，力求能兼济天下。

   当然，对于夏丏尊而言，只谈“儒家式的修养”，还没有充分揭示其所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他更具特色的另一面是对佛教思想的接受。由儒转佛，儒佛融通，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现实世界中存在种种不平、烦恼，令人们深感痛苦与失望，痛苦无奈之余，转而从佛家文化中寻求心灵的净土，常常成为许多人信佛的原因。现代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信奉佛学，大抵与此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儒家学说强调修身，但儒家做人的道理全是教人如何去谋仕求官，“倒是佛家戒律实实在在地讲些人情物理，要求人们在琐碎的日常起居中做到和平、忍让、宽容、无私和高雅，反而在一种出世的态度中更为真切地贴近人生。”夏丏尊从“儒士”转向信奉佛学，也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契合点。

   白马湖作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弘一法师可谓是这个群体的精神导师，也是白马湖作家群共同的“畏友”，作家们对大师品行的敬重，延伸为对他所皈依的佛教产生兴趣，其中夏丏尊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李叔同最早的同事与挚友，能理解李的出家“是夙愿使然”，故而“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他虽然最终未皈依宗教，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一位未曾出家的佛教“居士”。他曾翻译《南传大藏经》，著有《〈本生经〉故事选》等，晚年茹素宣讲佛经，尽力护法，可见他对佛教的虔敬之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与佛结缘很深的作家。

   作为在家“居士”，夏丏尊的“佛缘”与对佛学的感悟与理解，直接将佛理渗透到文学创作中，就有了独特的文学认知与表现。夏丏尊以其慈悲本性与仁厚心在佛家的“菩萨行”观念照耀下发扬光大，把佛学义理同佛教实践分离开去，然后从涵养人格与寄托精神上把佛学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以悲悯的仁善之心和宗教徒般的热情献身“爱的教育”，是自觉躬身实践佛学思想的“菩萨行”者。“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翻译《爱的教育》，真正“把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子恺漫画》序中，他激赏丰子恺对佛教的虔诚，更折服于弘一法师在清苦简单的生活中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真解脱”和“真享受”的境界，《“中”与“无”》一文，是他阐释佛学思想的典型。他原本是批判中国人惯用“并存和折中”思想的，主张“不完全，则宁无”(《误用的并存与折中》)。但在此文中，他比较儒道释各家对“中”的阐述，对“中”作了正解：“‘中’与‘无’是同义而异名的东西，是一物的两面。‘中’就是‘无’，‘无’就是‘中’”，“‘一切或无’，是否定一边的见解；‘善恶的彼岸’是‘是非双遣’。前者近于儒老的表出法，后者近于佛家的表出法。”由此使他对世间万物有了更宽容的理解，更辩证的认识。由此看来，夏丏尊的散文创作不同程度地显现着对宗教精神的感悟和体验，这是他对散文艺术境界的一种追求。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散文中所体现的宗教精神是以积极入世态度基础，显出儒佛融通的特点。他对佛教的认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融合了积极的救世态度和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以追求灵魂的更高境界，求得圆融丰满的人生。

参考文献：

[1]丰子恺.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59.

[2]杨牧.现代中国散文选·前言[M].台湾：洪范书店，1981.6.

[3]丰子恺.丰子恺散文全编(上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535.

[4]丰子恺.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59.

[5]夏丏尊.近事杂感·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348.

[6][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9.

[7]夏丏尊.读书与冥想·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35.

[8]夏丏尊.阮玲玉的死·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204.

[9]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98-99.

[10]杨牧.现代中国散文选·前言[M].台湾：洪范书店，1981.6.

[11]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39.

[12]夏丏尊.文艺ABC·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128-129.

[13]叶圣陶.叶圣陶集(第6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78.

[14]夏丏尊.彻底·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47.

[15]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5.

[16]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白马湖散文随笔精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48.

[17]夏丏尊.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355.

(责任编辑 吕晓英)

On Creation Spirit and Art Pursuit of Xia Mianzu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Baimahu Prose

Fu Hong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Xia Mianzun, an eminent modern Chinese prose master, is a representative of Bamahu prose, whose writing shows unique creation spirit and art pursu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rose are as follows: laying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personality, insisting on writing from average people’s standpoint, reflecting his plain art style, and seeking the telepathy and experiences by integrat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distinct spirit of Bamahu prose but also reveals the unique meaning and values of his prose.

Key words：Xia Mianzun; representative of Bamahu prose; spiritual feature; art pursuit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1.002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7)01-0010-06

收稿日期：2016-05-16 作者简介：傅红英(1969- )，女，浙江诸暨人，绍兴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