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

陈小法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 要：中国文化走向东亚诸国已有千年之久，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出走的文化大致具有三种命运：一是中外并存但各有千秋；二是我失他存，这不仅为我们保存了文化命脉，还时有回流现象；三是我存他失，这大都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之结果。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实行一刀切政策，应根据区域不同分别对待。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深基础的东亚诸国来说，在继续发送传统文化的波频之同时，应注意层次和内涵。然关键是文化的激活与创新，激活潜藏于东亚诸国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再向他们输送一些具有新时代普世价值的地方文化和文化产品。而欧美地区则有所不同，在当今开展中国文化元素表象传播、文化产品出口之际，要充分吸取中国文化走向东亚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把汉文习得作为长远战略贯彻实施，保护和激活华人华侨的中国文化情结和热情，从而擘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真正蓝图。

关键词：文化外传；东亚模式；激活创新；文化流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七条“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五、六小点提到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问题。第五小点提到“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第六小点强调了“如何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这“一出一进”的纲领性文件，标志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角正式吹响。

自从上述《决定》出台之后，中央把“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今后我国的最高战略来贯彻执行，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成立专门机构以响应中央号召，学界也迅速行动，组建了各种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智库作用。

中央政府在此阶段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是我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国人文化自信和自觉的体现。那么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哪些中国文化是属于需要且可能走出去的对象？就目前的中国文化来说，管见所及大别之可以分为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革命文化。西学东渐之后涌入的西方文化绝大多数本身来自西方，因此基本不需要也无可能逆流“回炉”。而革命文化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帝、反侵略、反殖民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凡，但对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来说，基本没有这个需求。换言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象就自然再次落在传统文化上了。

那么，传统文化到底有没有走出去呢？笔者认为，就东亚地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早就浩荡走出国门，而且已经走进异域百姓的生活中，走上他国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精神领域，甚至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东亚诸国人民之骨髓也不为过，完全融合为了一体，已经难以辨明孰是孰非。

一、走出去的中国文化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文化高势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影响东亚诸国和地区是常态，是主流，而外来文化的传入虽不容忽视，但总的来说还是支流。古代中国文化外传的最主要载体是人和物。这里的人指移动的人，包括移民、使节、商人、战俘、宗教巡礼者、留学人员、漂流民等。而物则主要是书籍、器物和织品等。人的移动往往直接有效，而物尤其是书籍的影响虽间接但可超越时空，深远长久。人和物在文化传播中各有千秋，然有时两者又常融为一体发挥最大合力。

纵观中国文化走向东亚的历史可以发现，各国都表现出了能动性的一面，即并非全盘接纳，而是选择吸收。就日本而言，正如常说的“唐不学科举，宋不学缠足，明不学八股，清不学鸦片”一样，能动性和选择性非常明显。那么，到底有哪些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走向了东亚诸国？试列举主要如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文字。文字的传播一定伴随文明的流动，汉字也如此，它起初往往是以启蒙读物作为载体传播至各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人类历史的演进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而以文字之发明作为划分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日、韩、越等国曾在较长时期内使用过或还在使用汉字。之后的各国文字起源也都得益于汉字之启迪。那么，如套用摩尔根之观点，正是中国把他们从野蛮带进了文明的历史，这么说可能也不为过。当然，日、韩、越等国又根据国情创制了不少汉字、词汇，而它们又曾回流到汉字的发源地，传播至其他国家，使得所有汉字成为汉字文化圈共同的财产。

第二，汉文典籍。正因为是有了汉字的先驱传播，才使得中国与东亚诸国的汉文典籍交流成为可能并肩负更大的使命。从东亚文化交流模式来看，典籍交流是对人物往来的最有效补充，其影响超越了时空。这也是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有模式之一。典籍交流的表面层次是进出口、翻刻等，深层次是校注、讲读，而最高层次就是开启心智后的创作。东亚诸国得益于汉字和汉典传播所构筑的“汉字文化圈”，曾经在很长时间朗读同本启蒙书，吟诵同样的唐诗宋词，洗礼类似的宗教信仰，感动着同一文学作品。正是这些，奠定了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的深厚基盘。

第三，宗教思想。自古以来到我国求法、巡礼的日、韩、越等国宗教人士可谓摩肩接踵，正是他们源源不断将中国最新的宗教思想带回祖国，尤其是佛教思想一时成为多国救国之先进思想武器而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这些国家的文人络绎不绝到中国留学，甚至在中国求取功名，随后将儒家思想带回本国。佛教、儒学、道教对这些国家的治国理念、日常生活、行为规范、思想道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典章制度。广义地说，它包括我国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政治制度、货币制度等，它们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完全不可小觑。仅就政治制度中的年号一例来看，日本自孝德天皇建元“大化”，至今现在的“平成”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一直没有间断使用年号。而且年号一定选自中国的古典。越南自丁部领首建年号“太平”，直至亡于法国为止的九百年间。李氏朝鲜更为特殊，清兴明亡后，朝鲜竟然一直使用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达二百多年，这个“后崇祯”的年号之久创下了历史之最。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朝鲜才自建年号。中国的这些制度文化加快了东亚诸国的文明进程。

第五，史学春秋。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史学要算最辉煌的一部分。中国的史官制度，给各国树立了楷模；中国富有变化的史体，启示了各国史学多方面发展的途径。《春秋》褒贬劝诫的笔法，鼓励了各国史家追求历史的“善”更有过于追求历史的“真”。《春秋》别内外的精神，唤起了各民族的自觉，也刺激了各国的进步。

第六，科学技术。包括医学、历学、农学以及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科技是重要生产力，中国古代领先的科技，曾迅速改变了东亚诸国的文明景观。当然，正如日、越等国的火器技术对中国火器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新贡献一样，相互影响，共同提高，总是东亚文化环流的不二法门。

第七，民风习俗。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渐趋而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文化，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走向东亚诸国的中国民风习俗非常之多，如节日节气、十二生肖、礼仪礼规、生活方式甚至道德规范等，大多至今还活在诸国人民之中，成为各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遗产。

第八，文物艺术。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东亚诸国的国宝抑或重要文物名录中，中国众多文物榜上有名。就日本而言，据日本文化厅最新调查数据表明，日本重要文化财2520件“书法、典籍、古文书”中，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达386件，占15%以上。其中许多文物成为日本国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成为日本的民族之魂。

第九，人文外交。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传统中最为珍贵的元素之一，更是我国原创的一种国与国相处的艺术。人文外交的重点在沟通活动，它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我国古代的人文外交为建立稳定的东亚秩序甚至是世界秩序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东亚诸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外交模范。

二、被“抢注”的中国文化

2005年，当韩国申请的“江陵端午祭”被成功入选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时，国人哗然，纷纷质疑韩国做法不甚厚道，“抢注”了属于中国的文化！继而似乎一夜觉醒：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其实细细想来，韩国似乎并不是第一个“抢注”中国文化的国度。

早在1994年，日本京都府的京都市、宇治市联合滋贺县的大津市成功将“古都京都文化”申请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遗产由寺社和城郭组成，总数达17处之多。其中包括法相宗的清水寺、天台宗的延历寺、禅宗的西芳寺、天龙寺、鹿苑寺、慈照寺以及龙安寺。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将法相宗、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的寺院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例子。尤其是禅宗，不仅入选的寺院最多，加之日本禅者铃木大拙在欧美的大力宣传，导致在欧美世界中只知禅与日本有关，甚至将“禅”翻译成日语读音的“Zen”，其解释为“a Japanese form of Buddhism”(日本禅宗)。众所周知，无论法相宗、天台宗还是禅宗，都是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即使现在，我国这三大宗派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香火旺盛。但怎么又被日本人抢先了一步呢？

当我们还没能彻底从上述文化被抢注的悲愤中缓过神来，不料2015年又传来一个看似“文化流失”的重磅消息。在我国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拔河文化，竟被韩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4国联手抢先一步申请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最痛心的是这种现象并未就此戛然而止，相信还会发生。因此，悲悯之余，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这些被别国“抢注”的文化，真的只属于或还属于中国吗？追溯东亚诸国的各种文化，毋庸讳言大多可在中国找出源头。然一种移动的文化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它不仅属于发源处，也属于流经地。即使是源头，如果没有水流不断注入，总有一天会枯竭，那时将河不成河。而源头即使水流不竭，但如不适时加大流量，增加自己的势能，那水终究也流不到多远，最终沦落为一条山涧小溪而已。反过来，各流经地如不断有支流汇入，及时对河流进行整治维护，那此河终成大河，支流汇入最多之处，或将成为河流中心地带。文化流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它的源头和中心也在不断变化着，况且任何一种文化只要一经移动，就会发生变异，与母体文化多少有些差异。但我们相信，一种文化最终属于喜欢和维护它的人。

其二，崛起的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漂流在海外的“文化赤子”和“文化遗孤”？有些走向东亚诸国的中国文化，在接纳国的呵护下茁壮成长，甚至超越了母体，笔者将其称为“文化赤子”。还有一些源自中国的文化，在接纳国方兴未艾之同时，本国却已散佚殆尽甚至难觅踪迹，笔者将其称为“文化遗孤”。日益强大的中国，对这些“海外赤子”是避面尹邢，还是敞开胸怀？对那些“文化遗孤”是弃之不管，还是宾至如归？取舍如何，可以看出我们的气度。如单纯从结果来看，上述这些被“抢注”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不属“中字头”了，而是姓了日、韩、越等。但就世界遗产申请来说，其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增强该国的民族自尊，而是有效保护人类世界的共同遗产。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适时激活隐藏在这些文化血统中的中国因子，它们终究是华夏文化的一分子，一份海外遗产，仍可为我所用。

其三，海外中国文化如何被我所用？首先要认清形势，放平心态。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东亚诸国的文化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一种几乎对等的“环流”状已是新常态。第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例如，继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后，2009年我国湖北省领衔申请的“端午节”也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充分说明只要当智者借力而行，照样可以齐头并进，异彩纷呈。第三，联合申报，共同维护。全世界多地区、多国家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例子越来越多，这也是时所宜、势所趋、道所取，是人类共享优秀文明的理智举措。一旦打破人为壁垒，民族的终究属于世界的，文化也将更加永恒。

三、可资千年经验教训的东亚模式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走向东亚诸国，少说也有千年的历史。这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迈出国门之后，同样受到其他民族推崇和保护，尤其是那些载体灵活、兼容并包的文化，往往具有很长的生命力。反之则不然，如自大闭关的思想、内外有别的“华夷体系”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甚至沉重代价。十九世纪后期日、朝等国先后出现的“小中华思想”“华夷变态”思潮，可谓是对母体文化的一种反动。因此，东亚地区是可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思路的试验田、示范区。认真总结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能为这一战略提供千年的珍贵参照。而要把“走向东亚”此一具有个性的经验教训提升为普遍的理论来运用，那就得加强对该地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交流的研究。从而扬长避短，力避重蹈覆辙。

(一)国内外东亚区域研究趋向

随着中国的再度崛起，东亚研究渐趋热门，相关的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数量逐年攀升。如美国有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等；英国有剑桥大学设有东亚研究所、牛津大学设有东亚研究系等；日本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九州大学东亚环境研究机构等；韩国有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等；新加坡国立大学设有东亚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大都凭借地域优势、研究特长而发展自己的特色研究。但我们可以发现，欧美的东亚研究主要是旁观者的“他者研究”，日韩的东亚研究主要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研究”。而国内情况与国外略有不同，全国设有日、韩、越国别研究的机构数不胜数，但往往偏重单一学科，缺乏整体性，而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东亚研究大多是排除自我的“无源研究”。

而具体回望国内外东亚研究的成果，不乏独具匠心之作。如欧美早前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及“东方水利社会”，日本曾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及韩国率先倡议的“东亚共同体”等，但都因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考量自己的利益而难以久远，甚至沦为历史污点，为学界诟病。鉴于此，历史的命运自然落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也即中国能不能够复兴“亚洲价值观”抑或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模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聚焦今日，每年出版的东亚研究书籍、论文，召开的东亚问题会议不胜枚举，但这些成果往往过分囿于地区、学科、现实利益的框线，对于解决错综复杂的东亚问题只是触及到了冰山一角，甚至不乏盲人摸象之作。我们说，东亚诸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归根结底大都在于文化的差异和认同。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国界限制、利益需求，整合优化国内外研究力量，取长补短，规避各自为政、重复研究和低水准竞争，以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重大需求为导向，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已显得尤为需要。

(二)加强对东亚历史文化的研究

历史再三证明，悦服人众，不依武力，乃是文化。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惠及周边诸国，约在隋唐时期形成东亚文化圈，以汉字为媒介的儒、释二教、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乃至文物器皿、风俗习惯等，辐射融合至周边各国，营造出一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和谐汉文化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东亚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充满敬意。因此，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强调东亚诸国在文化上的共享性和归属感，也是有助于化解各种历史恩怨、矛盾冲突。因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面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传统文化是个不可替代的历史基础，有必要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之力度。

(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是学界共识

在学术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国别研究(点)，过渡到比较研究或交流研究(线)，再发展到区域研究(面)，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大势。纵观欧美诸国的名校与科研机构，多将东亚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设立诸如东亚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院等。再看周边国家，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系”“东亚贸易圈”等学术概念，2008年关西大学首创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国家基地；韩国方面也急起直追，冠名“东亚”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代表者为2009年韩裔财团出巨资在日本创立的“One Asia Foundation”，迄今已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设立“亚洲一体化”讲座。因此，将东亚诸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已是大势所趋，是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必然途径。

(四)基于文化环流研究的“东亚学”

近些年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我国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由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主导的“欧洲学”，由浙江师范大学开拓的“非洲学”，可谓独辟蹊径，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交叉学科。目前，整合东亚研究的积淀与资源，以东亚地区共享的文化为基础，创建“东亚学”新学科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1)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丰富的知识储备；(2)海外在该领域尚无重要建树，我们要先行确立中国范式，引领国际学术发展潮流；(3)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

(五)研究提点

首先，要具备全球视野，规避闭门造车。梁启超先生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时期，而以秦之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这两千年间，中国民族是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角，同时也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期间中国给予亚洲各国的影响极其复杂。尤其日、韩、越等国，由于地理上毗连中国，吸收中国文化特别积极。因此，东亚区域研究要集聚中、日、韩、越等国的有识人士，对同一主题展开纵横比较研究，以求结论客观信服。

其次，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幸免于难而绵长于今世的文明，其主要原因得益于民族文化之厚基，前代国人之拼死抵抗。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保持自信和自爱之心，以中国文化为本源，开展与“旁观者”有区别的“当事者之研究”。

总之，通过对东亚区域的研究，力求厘清千年古代中国文化流播东亚诸国的历史脉络，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经验与教训。

四、结论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是自然而然之事，文化出走也是顺应时势之举。但就千年的中国文化走向东亚之经验与教训来看，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走出去要有区域概念，换言之，世界不同区域要有不同出走的文化对象和策略。如就较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东亚地区来说，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需求明显没有其他区域强烈，甚至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存上，他们可直接与我们平等对话。因此，就当前来说，与其对东亚地区传播传统文化，也许不如直接激活繁衍生息在他们文化中的中国因子来得更为直接有效。而世界的其他地区则不同，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纳都存在较大空间，稍一用功，可能会有事半功倍之效应。哪怕是他们处于一种猎奇性也罢，首先是对方具有接纳空间最为关键。

第二，汉字是中国文化走进去的关键。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载体，如果不认识汉字，难以对中国文化有一个较深的理解。近些年中国文化在对欧美宣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文化宣传就是文艺演出”“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料理”等错觉。说实在的，这也是无奈的权宜之举、应景之作。对于一个不识汉字的外国人来说，京剧台词就是天书，他只能对五彩斑斓的脸谱产生印象。中国料理是色香味俱全、无所不包的美食，他们哪知蕴藏在背后的阴阳调和之道。书法、绘画皆是如此。因此，从此意义上来说，我国在世界推行的孔子学院可谓高瞻远瞩，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先遣队和重要保障。反而观之，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学都不接受建立孔子学院，目前9所都在私立大学，而各私立大学接纳的原因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这并不奇怪。目前孔子学院的最大任务就是教习外国人汉文，附带理解一些中国概况和文化。我们说就这个任务，在日本早已完成。所以，日本的孔子学院在办学宗旨的设定上应与欧美等地区存在不同，如果说欧美地区的孔子学院是初级班的话，日韩应是中级班甚至更高。

第三，创新文化是关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力是文化的创新，在古代正因为各时代都有源源不断的新文化产生，中国一直保持了文化高势位，以致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在物质文明发达了无数倍、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今天，如仍一味地无原则地囿于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只会框住自己脚步，落个贻笑大方之结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又基本遭毁的文化真空时代，如何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个重要课题。在文化创新上，日韩给我们提供了成功例子。日本的电子游戏、动漫风靡世界，以致欧美玩家认为三国志乃日本原产。韩国的电视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韩流风潮，是文化产品成功走出去的榜样。

第四，保护和激活海外华人华侨的中国文化情结和热情，让他们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线宣传者、实践者，发挥文化传播中人的能动作用，以点带面。同时作为祖国，有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向海外同胞宣传中国的文化政策、取得的文化新成就。这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桥梁作用不落伍，常保时代性。

其他，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一些学者提出“走出去”战略应以赢得域外民心为旨归，提供可供全世界分享的“核心价值”是“走出去”战略的关键环节，坚持“文化出口而非产品出口”“文化融合而非文化侵略”之原则，等等。笔者基本赞同这些观点，提示在此，也供大家一并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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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3]梁晓红.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以日本资料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5]应骥.中日夷越文化探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6]金文学.一百年前的中日韩[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吕晓英)

Chinese Culture Steppingout: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and a Lesson Drawn

Chen Xiaof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China’s fertile experience in cultural influence on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impossible to overstate and nowhere has this experience been truer tha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The stepping-out of Chinese culture usually has three destinies: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another culture; (b)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by accultu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another culture which may be re-exported to China; (c) superseding other cultures as a matter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Nowadays, China should not adopt a sweeping inflexible policy for Chinese culture to step out but elastically complement the uniqueness of each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cas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ly, the gradation and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 Before delivering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and regional cultures of universal values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rux is to activate and innov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lready embedded in the cultures of this regio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Euro-American paradigm. While we formulate our policy for the imag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export of cultural products to Euro-American countries, we hav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ur past cultural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lesson we learnt from i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upon formulation of a long-term cultural strategy, thereby protecting and activating the passion and cultural complex of overseas Chinese. A real blueprint for Chinese culture to enter the global arena can thus be sketched.

Key words：culture stepping out; East Asian model; activation and innovation; cultural leakage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1.009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7)01-0059-06

收稿日期：2016-09-09 作者简介：陈小法(1969- )，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