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愤与感伤：
李商隐诗歌的两大情感线索
曹 渊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311800；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 要：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大致存在着两条情感线索，第一条可以“激愤”概括之，代表作品有他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事诗以及以咏史为名的政治讽刺诗等。第二条可以“感伤”名之，代表作品有《锦瑟》和与之相类似的许多无题诗，以及不少的咏物诗等。这两条情感线索，一刚一柔，一显一隐，又相辅相成，相交相融，共同构成了李商隐诗歌在情感上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李商隐；激愤；感伤；讽刺；主线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一类诗是以长于讽刺而著称的。这类作品或咏史、咏物或直指现实，往往极尽讽刺之能事，甚至给人一种刻薄之感。如沈德潜认为：“义山长于风喻，工于征引……顾其中讥刺太深，往往失之浅薄。”[1]549又清无名氏云：“义山绝句，颇有一唱三叹之什。然长于讥刺，不善于讽喻。”[1]710再如何焯评《汉宫》诗，认为其对汉武帝“讽刺太毒”。[2]所谓“讽刺太毒”，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是讽刺辛辣。刘学锴先生在其《李商隐传论》一书中对李商隐此类讽刺诗在情感上的特点或倾向作了一定的概括：“商隐咏史诗除极少数带有自况意味之作(如《宋玉》《王昭君》)以外，大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对于他笔下的荒淫昏顽之君，诗人的基本感情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而不是充满感情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3]516这样的一种创作态度，显然与温柔敦厚的传统相背离。如袁桷就认为：“拾遗(指杜甫)爱君忧国，一寓于诗”，而李商隐“则直为讪侮，非若为鲁讳者”[1]134。当然，不“为鲁讳”，在今天已不能构成什么罪状了。但这些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讽刺之作却集中地体现出了李商隐诗文中一条可以“激愤”概括之的情感线索。这一情感线索与另一条前人早已指出的“感伤”的线索，恰好一刚一柔，一显一隐，又相辅相成，相交相融，共同构成了李商隐诗歌在情感上的总体特征。
一、激愤与讽刺
在李商隐的诗文中，尤其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较明显地流露出了一种与现实社会相抵触的激愤情绪，显示了他性格上狷介的一面*【注】。如其早年在写给好友令狐绹的信中就表达了对所谓“近世交道几丧欲尽”的愤慨：
故近世交道几丧欲尽。足下与仆，于天独何禀，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乐，而又甚惧吾之徒孑立寡处，而与此世者蹄尾纷然。蛆吾之白，摈置讥诽，袭出不意，使后日有希吾者，且惩吾困而不能坚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与此世者居，常绐于其党何语哉？必曰：吾恶市道。呜呼，此辈真手搔鼻皻而喉哕人之灼痕为癞者，市道何肯如此辈邪！*【注】
李商隐有感于当时人只认时势不讲情义的交往之道*【注】，对其“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的反复、虚伪的丑恶嘴脸深为痛恨，认为他们连其所一贯憎恶的市道都不如。此信继而即具体谈论市道，对商人们讲信义的行径予以褒扬，言辞激烈，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激愤的不平之气。不仅于此，文末还以誓言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以及不屈的个性：“但当誓不羞市道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耳”。*【注】在他早年所写的另一封信中，同样也表达出了这种激愤的情绪，而出以反讽的口吻，由于具体谈到了其在博学宏辞科中落选的事，他的这种情绪显得更有针对性：
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私自恐惧，忧若囚械。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曰：此后不能知东西左右，亦不畏矣！[4]
把博学宏辞者说得无所不知，高不可攀，或许还可认为是个人的认识问题，但说自己被人目为“不堪”以致除名，“乃大快乐”，并产生出一种从此解脱之感，则未免过于矫情。当然他是有意这么说的，我们不难从这一时的激愤之语中体会出他的既愤又恼，既气又愧的复杂情绪。此次落选后，他应王茂元之辟，去了泾原，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安定城楼》，诗中的语句告诉我们，他这里所谓的“乃大快乐”不过是气极而笑，而他的激愤之情实是有感而发，它即来自于诗人的耿介个性与势利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来自于高尚之志(所谓“欲回天地”)与小人之心(所谓“猜意鹓雏”)之间的乖背与相仇：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我们不必计较于这首诗与上封信在写作时间上的先后，两相对照，看他对“腐鼠”的蔑视态度，以及流露出的一种人格受辱之感，即足以说明他在信中对博学宏辞者的资格说明有多少是出于真心，亦足以透露出那句“此人不堪”的评语背后隐藏了多少官场中的算计与倾轧。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复原李商隐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件事上，他自觉受到了猜忌与排斥，或许事情并非全如他所想的那样，但总不能说他的这点激愤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想象。究竟是谁向他透露诸如“此人不堪”这样的内幕消息呢？而他又对落选的实情到底了解了多少？这怕已无从查证了。但腐鼠的说法已然向我们揭示了事件的双方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至少从李商隐这边看是如此。从前努力追求的东西此时已退变为腐鼠，而腐鼠的存在正令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试想一个“欲回天地”的志向远大的鹓雏被认为是在与他平生所不屑的群鸱争食腐鼠，这其中的滋味是不大好受。“鸾皇期一举”，无奈“燕雀不相饶”，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替他理解，不过我们却也可借以窥见他本人强烈的个性色彩：清高、敏感、极度自尊，以及一定程度的偏执与不肯妥协。他的这种欲为时用而不得遂转而激愤的心理状态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成为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情感线索。这种心理状态即集中地表现在对国事日非的忧愤与本人无以致力的无奈上：“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他的另一首与《安定城楼》同为城上之作的诗也表达出了这种为国事忧愤而自己却只能干着急的心情：
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
沙禽失侣远，江树着阴轻。
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
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
《城上》
国事日非，令人忧心如焚，代表人才的贾生尽管游刃已极，却无法为国分忧。而对志在回转天地的李商隐们来说，为国而愤，与为己(实是为人才的受厄)而愤，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时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较多地体现于为国而愤，如面对著名的“甘露之变”这个政治大地震，他怀着满腔悲愤写下了颇有见地的政治诗《有感二首》《重有感》；有时则较多地体现在为人才而愤，如他难抑心中悲愤一口气为刘蕡所写的四首悼诗，既是哀悼好友的英年早逝，也是为人才的受抑而死而作的一次哀号与控诉；有时其格局又会变得狭小，显得特别自我，充满了自怜自惜、自伤自感的情绪。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运的衰微，生命的虚掷，李商隐会变得越来越伤感，伤感遂也成了他的诗歌中除激愤之外的又一条情感主线(这留待下文再讲)。有时这股激愤之情还会转化形态，变得尖锐而冷峻，充满了批判与讽刺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在长久的失意与抗拒中产生出的对立性姿态。这主要地体现在他的那些以咏史为名、专门针对帝王的政治讽刺诗上。
正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时(包括其他涉及帝王的诗篇)，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他笔下的帝王基本都是负面的形象*【注】。这些帝王或是穷兵黩武，荒淫误国，或是求仙好色，执迷不悟。甚至那些历史上公认的有作为的贤君雄主(如汉文帝、武帝等)，也成为他批判、讽刺的对象。有的诗还刻意突出帝王与文人之间的对立，揭示帝王对文人的冷漠与不屑的态度，如“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这种对人才的忽视，有时甚至就表现在帝王对人才的求访与重视上，通过这种表面上的重视来揭示实质上的忽视，可说是最具讽刺的意味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诸如此类的咏史诗、讽刺诗还有不少，如《龙池》《骊山有感》《华清宫》《无题》(近知名阿侯)《南朝》《陈后宫》等等，它们不仅在艺术手法上令人叹绝，在思想层面上也显示了作者看待问题的独特的方法与视角。毫无疑问，李商隐对历史和现实有着冷峻而深刻的思考，他不是光讽刺，其见识要远在一般人之上。这在前文所提《有感二首》等诗篇中已可略见一斑。再如其《鄠杜马上念汉书》诗：
世上苍龙种，人间武帝孙。
小来惟射猎，兴罢得乾坤。
渭水天开苑，咸阳地献原。
英灵殊未已，丁傅渐华轩。
“人间武帝孙”是指汉宣帝，作为西汉时期较有作为的一位明君，他所统治的时期史称“宣帝中兴”。“丁傅渐华轩”是指汉宣帝死后以丁傅家族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又逐渐煊赫起来了。汉宣帝起自于民间，是个孤儿，本身没什么外戚势力。但扶植他上台的霍光却是老牌的外戚，本是汉昭帝皇后的外祖父，他又通过把女儿嫁给宣帝，再次取得了外戚的资格。汉宣帝畏惧霍光，据说他有一次跟霍光在一起，感觉如有芒刺在背。以霍光为首的外戚集团一直凌驾在皇帝之上。霍光死后，汉宣帝开始铲除外戚这块毒瘤，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有。外戚跋扈的现象暂时得到了遏制。可是，宣帝死后不久，这块毒瘤又活动了，并逐渐壮大起来。西汉王朝的权力总在皇帝与外戚之间轮转交替，并最终毁在了外戚王莽手中。此诗前六句说汉宣帝真是幸运，一切得来是如此容易。可是这容易的背后是什么呢？是那权可通天的外戚运作乾坤的黑手。外戚在主导着国家，决定着皇帝的废立。最后的两句说汉宣帝的英灵不远，可是你看，这些毒瘤一般的“丁傅”们又开始显贵起来了。这首诗把有作为的宣帝放在了以外戚势力为中心的范围中思考，显得深刻而有远识。又如其《寿安公主出降》诗，言辞犀利，对现实政治的议论亦颇有见地，末二句“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的说法，在对政治举措的尖锐讽刺中实饱含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的忧愤。由以上诸诗可见出，李商隐是一个有识见、有抱负的文人，他的那些名为咏史而意在讽刺的诗中有着他对历史的洞察与对现实的愤慨，而他的见识，以及他的耿介性格，则赋予了它们以深刻、尖锐、无情的特点。他的讽刺往往能一击而中要害。至于说，他好讽刺帝王，特别是热衷于讽刺他们的求仙好色，荒淫误国，则是因为帝王们本来就对国家的兴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上不少的帝王也确实很有这么两大癖好，并因此而误国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现实方面。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晚期，其时朝纲紊乱，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争斗，外有藩镇割据，外族侵凌，唐王朝日薄西山，有如滑下山坡坠向深渊的铁车，其势已难挽回，整个社会处于大崩溃、大动乱、大变化的前夜，而身处其中的帝王们却醉生梦死，治国无能，倒是在求仙好色上思路清晰，有着突出的表现。从宪宗晚期求仙吃药宠信宦官以致被杀开始，以后的几任帝王如穆宗、敬宗乃至后期较有作为的武宗无不以玩物丧志、丧身为结局，或为宦官谋杀(如敬宗)，或因纵欲无度、服食丹药而亡(如穆宗、武宗)。最高统治者所为如此，其国事可想而知。李商隐处此内忧外患之秋，耳闻目睹，心中痛感其非，却又难以明责，遂一腔悲愤托咏史而发之，其讽刺之尖锐、之无情足以见出他的为时事激愤的强度。古人已逝，刺之自不能使其有感觉，这么做无非是鉴古以讽今而已。离开了“今”的立场，李商隐的这些咏史诗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价值。刘学锴先生说李商隐的咏史诗具有“强烈的讽时性”，这是相当正确的。他并且认为李商隐“对于他笔下的荒淫昏顽之君”，其“基本情感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而不是充满感情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3]516。这也很正确。而之所以如此，正如前文所论述，在这讥讽的背后实深藏着对时事的关心、忧虑与悲愤。一句话，他是在一个激愤的深沉的情绪下写出这些诗篇的。因此，尽管我们不主张把李商隐的诗处处与当时的政治、政局等直接挂钩，但离开了他的这个热心肠，就很难弄明白他的这些咏史、讽刺等类型的诗的真正意指，甚至于他的那些表面似乎纯粹是描写爱情的诗篇，也将难以得到切实而体贴的理解。
二、自负与感伤
在纷繁错综的事物面前，人的心理往往是复杂而微妙的。一个人会在激愤之时进而讽刺，也会在激愤过后退而感伤。其中的原因在于，从根源上说，激愤的情绪本是个人的内心追求(内)与社会的既定模式、秩序(外)之间发生冲突与碰撞的产物，在追求受阻时，一个人对外易产生激愤不平之气，乃至认为其不合理，不正常，不公平等等，而对内时则又会在无奈之余产生诸如“容好结中肠”(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二)、“不嫁惜娉婷”(杜甫《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等等这样自怜自惜，自我伤感的情绪状态。而我们往往可以在这二者情感的强度上、目标的指向上看出其隐秘的来源。就李商隐而论，他的这种两重性与两极性尤其显得突出：要讽刺，则尖锐到不留余地；要伤感，则深入到人的内心最幽深隐秘之处。当然，它们之间的实际情形，并非简单到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间有渗透，有交融，实在难以分割。如在对汉文帝、汉武帝等的讽刺中，同样也有着对贾谊、司马相如们的同情与惋惜，自伤之意不言自明；在对“五更疏欲断”的感伤中，实有着对“一树碧无情”这种客观现实的悲愤与无奈；而在“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劝告中，则有着伤感、悲愤、无奈、绝望、不甘等多重情绪纠结其间。甚至在他的著名的《锦瑟》诗中，虽然有着“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迷惘与伤感，但细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自我告白，从逻辑顺序上看，他既是在感慨自己早已惘然，则即已说明感慨更有甚于惘然了。据此感慨，我们仍可看到他的内心挣扎过、彷徨过，焦虑过，乃至激愤过的些许痕迹。下面我们再具体谈一谈感伤这条线索。
关于李商隐的诗歌内倾、善于表现人的心灵世界这一点，现已成为了一种共识。人们对其诗歌的朦胧性、多义性、象征性等方面也早有论述，而试图对其作整体性的把握与概括，则可以刘学锴与董乃斌两位先生为代表。前者在“综观李商隐的无题诗、爱情诗、托物寓怀诗和咏史诗”后，认为“这些不同题材的诗作或隐或显地贯穿着共同的抒情内容，即诗人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人生感慨……由于抒写概括面很广的人生感受，李商隐一部分最优秀的诗往往意蕴宽泛，境界朦胧，岐解纷出。它们所表现的往往不是具体的人事景物，而是一种由多方面生活体验积淀、镕铸而成的内涵宽泛的感情境界。”[5]而后者则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中明确指出：“综观李商隐的全部诗歌，我们觉得其中存在着一条感伤的主题贯穿线。感伤——以自我感伤为主，也扩大到国家、社会、民生的感伤上去——是义山诗歌贯穿始终的主旋律，也是他作品的基调，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诗歌的风格。”[6]应当说，把李商隐诗歌中的一条情感主题概括为感伤，这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但这里却也为我们无意中提示出了一个问题：据前文所述，李商隐早年个性强烈，对社会现状及个人遭遇常常怀着一种激愤的心情，那么他是如何变得感伤的，又是如何从自我的感伤中扩大到国家、社会、民生的感伤上去的？联系李商隐一生的遭遇及思想、情感上的矛盾与纠结，激愤和感伤这两种心情尽管有着不同的对象和路径，其实难以分开，这正如个人与社会往往是难以分开的一样。“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对自我的感伤总是与“十四藏六亲”这样的对现实的无奈遥相呼应。因此，所谓的“自我感伤”本非单纯的自怨自艾，它自身就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广阔的视野，由之而及“国家、社会、民生”，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这里仍然显示出了他在人生情感上的蜕变过程，即由前期的激愤转入后期的感伤。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和他与之多少有关的不幸的命运，以及个人柔弱敏感的心灵，都促成了这种蜕变。总之，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蹉跎，个人意志的消磨，其对外部的一切激愤之情开始蜕变、转向，转而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焦虑，但这种焦虑不久也因持久的失望、绝望而冷却了，凝固了，钝化了，遂一退而进入内心世界，变得感伤起来。由激愤到焦虑再到感伤，这三点一线，或可为我们划出其诗歌的一条主要的情感轨迹。拿他晚年所写的《幽居冬暮》诗与上文所引的他早期的作品《安定城楼》或《城上》(从诗的内容及表达的情感来看，这首诗应当也是他早年之作)等诗作比较，可以明显见出这种情感情绪上的变化：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我们看到，早年那种风发的意气、远大的志向，以及激愤的心情，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化为了一句伤感的怅惘的依旧有所不甘的疑问：“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若以上述这两首诗为两端，再参照以他的素以惘然伤感著称的《锦瑟》诗以及不少与之同类型的无题诗(将之置于上述两首诗的中间)，三者相合，或可构成并说明这一情感上的变化过程。以《锦瑟》为代表的这些诗，是被公认为最具李商隐气质的。它们试图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专注于人的内在的品质与价值。但这样的一个直达内心的写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或者说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明确的。对比李商隐早期的诗作，这里有一个自外而内的转变。从他个人的情感变化过程来看，它们也显示了这样一种有力的转变，即由早期对外部的激愤以及对自我实现的焦虑，转入到了对内心品质与价值的体认与肯定上。“一树碧无情”，现实社会已注定如此，道路已堵塞，一切努力不过“虚投笔”而已，在此背景下，对内心品质的肯定总是悲愤的，焦虑的，伤感的，总是在为失去出路而悲愤，总是为期望而焦虑，因绝望而伤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伤感中也显示了一个始终不屈的个性与立场，尽管退入到内心世界，但坚守住的是人的美好品质及其价值。可以说，正是因为执着于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其对外部的种种反抗性情绪才显得如此坚实而充沛，其伤感也才显得如此深沉而有物。正如对大唐王朝没落的伤感必有对大唐王朝辉煌的追认；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必有对旭日初升的肯定；对自我的伤感同样也必有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与肯定。它们总是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一同构成了情感的张力。“沧海月明珠有泪”，没有“珠”哪里会有“泪”；没有“珠”的肯定，又哪里会有“泪”的伤感。这就是说，感伤需要一个感伤的理由，一个来自内部的理由，需要一个值得去感伤的内在的品质，需要一点自信自惜的资本，需要对自我价值的切实的体认。这里的“珠”便是这足以自惜的资本，便是得到了体认的价值，而“泪”则是价值体认后的感伤，是感伤的流露。或许他便是这样发现了他自己，但他发现的却是一个难以表现出来的美的品质，这或许就是他最终感伤的缘由。“望帝春心托杜鹃”，他的“春心”只能通过杜鹃的啼叫来表达，这当然是一个消极的方式。因此，除了前面所论述的从激愤到焦虑再到伤感的途径之外，他还有一个从自信到自惜再到伤感的途径。而从他的生平来看，他也正是或曾是一个相当自信乃至颇为自负的人，这种自信或自负曾在他的一生中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其在卢弘正徐州幕中所写的《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在感恩幕主的同时，如是肯定自己的才力：“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在梓州柳仲郢幕中所作《夜出西溪》诗，更是表达出对自己文才的肯定与自负：“军书虽倚马，犹未能当文。”而在《李花》诗中，不仅表达出了“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这样的自怜心理，同时也表达出了“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的矜持与自信。再如其《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诗：
高桃留晚实，寻得小庭南。
矮堕绿云髻，欹危红玉簪。
惜堪充凤食，痛已被莺含。
越鸟夸香荔，齐名亦未甘。
该诗较为典型地表现出了李商隐的自负兼自惜的心理。题目及诗的首联表明这最后成熟的樱桃有点生不逢时，它挂于深树之中，可知难为人所发现。颈联的“惜”和“痛”展示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这么好的樱桃本应是属于凤凰的。结果呢，却被莺所食。尾联则自负中充满了不甘的心情。从樱桃处讲，它有三恨：一恨独挂深树中。二恨成莺口中食。三恨与哙等为伍。这当然是有寓意的。从中我们可看出李商隐对自我才干与能力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他对自身所处现状的不甘与不满。此外，在《杏花》《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蝶》(叶叶复翻翻)《重过圣女祠》等诗中，则不再强调自信的一面，而较多地表现出了伤感的意味。至其无题诗如《无题》(八岁偷照镜)《无题》(照梁初有情)《无题》之二(飒飒东风细雨来)、之三(何处哀筝随急管)等等则已专注于对内心的揭示与对伤感的表达了。而至此，他的诗歌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也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境地。
由此我们看到，由激愤到焦虑到伤感，与由自负自信到自怜自惜到伤感实际是殊途而同归。而这实际上也完成了一次个人情感上的大回荡与大挪移。若论其所以，那么这一切，简约地说，皆因人的失去出路所引起，皆因特殊的时代对个人的压抑与摧残所引起。从这个层次看，他的伤感具有时代的特点，较为突出地代表了晚唐前期士人们消极而压抑的心理状态。总体而言，激愤与感伤，由于分别代表着李商隐诗歌中的两大指向(对内与对外)以及与之相关的两种心情，通过它们，可以大致地勾勒出其诗歌情感的基本走向。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614.
[3]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增订本)[M]安徽:黄山书社,2013.
[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33-436.
[5]刘学锴.汇评本李商隐诗[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6.
[6]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50.
(责任编辑 吕晓英)
Indignation and Sentimentality:the Two Main Emotional Threads in Li Shangyin’s Poems
Cao Yuan
(1.Jiyang College, Zhejiang A & F University, Zhuji, Zhejiang 311800;2.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In all of Li Shangyin’s poems are two chief emotional threads. One can be summarized as “indignation” mainly embodied in many poems with the spirit of realism and in his political satirical poems also regarded as eulogistic poems. The other can be called “sentimentality” mainly embodied in the poem “Jinse”, in many untitled poems, and in many object-chanting poems. The two emotional lines, hard or soft, explicit or implicit, complement and mingle with one another, thereby forming the basic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i Shangyin’s poems.
Key words：Li Shangyin; indignation; sentimentality; satire; main emotional thread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1.013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7)01-0090-07
收稿日期：2016-05-05 作者简介：曹 渊(1979- )，男，江苏兴化人，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讲师，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